为什么美国人不爱看足球？

2026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洛杉矶的一个片场举办（图：受访者提供）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北京时间6月12日）在即，如果将目光投向主办国之一的美国，你或许会期待一种如烈火烹油般的狂欢——像2014年的巴西，街头早已贴满海报，电视里循环播放着啤酒与巨星的广告，贫民窟的涂鸦与富人区的霓虹都以足球的名义交织在一起。

然而在洛杉矶，已经在美国做了七年常驻记者的刘骁骞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半个多月，他在洛杉矶的街头几乎捕捉不到任何属于这颗星球最大体育盛事的气息。没有海报，没有喧嚣，没有街头巷尾的议论。他在连锁药妆店极窄的货架上看到一点吉祥物水杯，在机场抵达口的小屏幕上瞥见几帧花絮。他特意跑去即将承办比赛的索菲球场，发现那里空空荡荡，连张世界杯的海报都没有。唯一遇到的，是一个从墨西哥来、连英文都不会说的小伙，他在用手机拍自己用脚颠球。男孩本想趁着世界杯来找些志愿者的活计，却扑了个空。

“足球的语言在美国从未被真正听懂。”刘骁骞在他的新书《门外：边境、锈带与好莱坞》中写下的这句话，在世界杯前夕得到了印证。

作为一名驻外记者，刘骁骞报道过三届世界杯。在南非，他写赛场；在巴西，他潜入贫民窟采访毒贩，写国旗与球探。但当他来到美国，面对这届由美国参与主办的世界杯时，他决定彻底绕开足球本身。“我对足球这个题材本身是不感兴趣的，”他说，“如果让我写一本足球的东西，感觉很难以想象。我其实是借足球的故事来讲美国的社会。”

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三个城市作为非虚构叙事的不同切口，讲述了美墨边境最穷城市的草根球队、洛杉矶好莱坞女星组建的网红女子俱乐部，以及水牛城试图用足球复兴锈带却最终破灭的幻梦。足球只是一把钥匙，刘骁骞试图打开的，是那个被庞大的体育产业、政治极化和移民争议层层折叠的真实的美国。

布朗斯维尔，星舰基地总部（图：受访者提供）

布朗斯维尔闯入刘骁骞的视线，是因为马斯克。

2025年5月底，马斯克的星舰原计划在得克萨斯州最南端的这座小城发射。美墨边境上有六七座美国城市和数十个小镇，刘骁骞本来最先考虑的是埃尔帕索——那个臭名昭著的毒品转运中枢，但他觉得那里已被主流叙事过度书写，失去了质感。而马斯克的星舰，让这个位于边境线尽头的无名小城突然有了坐标。

“我查到当地确实有一支足球队，但除此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发邮件也石沉大海。”刘骁骞回忆道。凭借多年在拉美做调查报道的直觉，他决定直接买机票过去，“因为你只有在场，那个故事才会发生。”

他看到的布朗斯维尔，是一个极度撕裂的折叠空间。一方面，这里是全美国贫困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马斯克在这里挥舞着巨额钞票发射火箭，硬生生抬高了当地的物价。外地专家和游客住着昂贵的酒店，而本地人却在泥沼中挣扎。

在这里，刘骁骞遇到了罗兰多——一支名为“布朗斯维尔足球”的半职业草根球队的老板。

这支球队隶属于美国国家超级足球联赛，是其足球体系中的第四级，也是最低的一级。即便处于最底层，维持一支球队运转的数字也不菲：两万美元的注册费，每年5000美元的联赛费，每小时100美元的场地租金，加上客场比赛的大巴、住宿和餐饮，三十多号人一年要花掉10万美元——这足够支付一个公立大学本科生四年的学费。

对于罗兰多而言，这不是投资，而是近乎自毁的执念。他希望足球能改变这座城市的困境。在布朗斯维尔，最有出息的孩子考上大学就会离开，再也不会回来，本地没有能留住人的土壤。罗兰多试图建立一种本地的网络：通过青训把苗子留住，让他们为本地大学踢球，毕业后留在当地发展。

布朗斯维尔，边境德比足球赛（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边境的现实比泥沼更让人深陷。刘骁骞在书中记录了一次荒诞的“边境德比”。罗兰多筹划每年与对岸墨西哥球队踢友谊赛。2024年，“边境德比”顺利进行。2025年，德比前期筹备和签证申请受到阻碍，虽然也如期举行，但有些墨西哥队的球员没有来——担心签证出问题，或者入境后因为其他原因被边境警察拦下。更荒谬的是，连美国境内休斯顿附近的球队也拒绝了来访，理由是“不敢下河谷”。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严苛的移民政策下，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警力无处不在。在20世纪上半叶，墨西哥人只需持身份证，跳上河边的摆渡小舟就能来美国过节、走访亲友；如今，一道物理的墙和无数道政策的墙，把原本交融的双子城生生切断。连接布朗斯维尔与对岸墨西哥的退伍军人大桥，由于检车设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跨境购物、旅游和就医的高峰期），车子驶过这座桥需要堵上几个小时。

“两个城市其实是很相似的，语言相同，人种一样，过去都在西班牙殖民的环境下。”刘骁骞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公共政策硕士时的学术训练，让他本能地用“对照组”的眼光审视这里：“就像双胞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边与那边不同？白宫里的美国总统变了，唯一的变化是政府，但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2026年5月26日，美国纽约，2026世界杯美国队参赛名单公布活动。球迷走过17号码头，美国队球员泰勒·亚当斯的照片在LED屏幕上展示（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美国人不爱看足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常见的解释是“比分太低太无聊”或者“缺乏身体对抗不够阳刚”。但在刘骁骞的挖掘下，这种刻板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部美国主流社会排斥“他者”的微观史。

“反足球的思潮在美国一直没有消失过，但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反的是不同的人。”刘骁骞在翻阅百年前的旧报纸时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早期的足球联赛里充斥着来自英国、苏格兰等地的移民劳工，外国人占比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1950年那支奇迹般战胜英国队的美国国家队，几乎全是由出生在外国的移民组成的。由于太外国化，当时的电视台甚至要专门印制一份球员名字的发音指南给观众。在那个年代，《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上的反足球言论毫不掩饰，直指这项运动“太不够美国化”“不够阳刚”。

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打上了“外来者”的标签。这种排斥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是资本和媒体结构性的。美国的体育产业极其成熟庞大，橄榄球和棒球的规则天然适合插入广告，每四五分钟一次暂停，转播商和广告商赚得盆满钵满。而足球，上下半场各45分钟不停表，暂停很短，无法提前计划插播广告。

水牛城，爱尔兰酒吧里的足球迷（图：受访者提供）

为了迎合美国的转播生态，足球甚至被迫进行过不合规的改造：转播商曾给裁判员戴上耳机，示意要进广告时，裁判就故意掏红黄牌拖延时间；他们还曾模仿冰球规则，让罚点球的球员带球跑向守门员，只为了让画面更有冲突感。而在将要到来的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赛场，为了留住美国观众，国际足联史无前例地计划安排“半场秀”——麦当娜、夏奇拉和BTS（韩国男团）将像超级碗那样在中场表演。

即便2026年世界杯就在家门口举行，即便1994年办赛后美国踢球人口的绝对值有所上升（得益于拉美裔和部分认为橄榄球太残暴的白人中产家庭），但看球的习惯依然没有建立。缺少与转播、广告和庞大产业挂钩的基础，足球始终游离在美国庞大的体育产业的边缘。

“美国人最认可的也是媒体的原因，”刘骁骞在与美国朋友交流时发现，“他们觉得电视上很少转播足球，没有接触的渠道。”足球就像等在边境墙外的移民一样，无论在门外如何喧哗、如何成为世界的主流，一旦试图进入美国那套严丝合缝的商业城池，就显得格格不入。

除了布朗斯维尔，《门外》还记录了另外两种美国足球的生态。在刘骁骞的笔下，它们都没有走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拼出了美国社会的病理。

在洛杉矶，刘骁骞关注了一支由好莱坞影星娜塔丽·波特曼组建的女子足球队——天使城。最初，他对这个题材是抗拒的，因为“写女子足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世界杯外围报道选题，没有新意”。直到他开始关注这支球队的社交媒体账号，发现在号称“网红之都”的洛杉矶，天使城队完全颠倒了一支球队的成长逻辑。正常的球队是先踢得好，再有球迷，再拉赞助；而天使城是先通过网红和社交媒体制造声量，吸引好莱坞明星站台，拿到顶级赞助，再反过来看踢得怎么样。

洛杉矶，由好莱坞影星娜塔丽·波特曼组建的女子足球队——天使城的比赛（图：受访者提供）

“我现场问一个人是不是模特，她说不，她是守门员。”刘骁骞在书中写道，在好莱坞片场举办的世界杯倒计时一周年活动，更像是一场名流的走秀，足球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布景。

刘骁骞并没有急于对这种网红模式下定论。“做常驻记者的经历让我学会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要结论先行。”在第二章的结尾，他留下了悬念：这种注意力经济到底能不能沉淀下真正的足球文化？还是说十年后潮水退去，只剩一地鸡毛？

与洛杉矶的浮华相对，水牛城的遭遇则是另一种美国叙事的破产。

水牛城是位于美加边境的锈带城市，刘骁骞原本在这里期待一个完美的“老工业基地复兴”故事：新建的体育场将建在化工厂和钢铁厂的旧址上，不仅治理了毒土壤，还带来了足球产业，体育让衰败的城市重获新生。

水牛城，跟化工厂比邻的足球场（图：受访者提供）

“我查了那个球场，原本都是化工厂、钢铁厂。我想太完美了，治理毒土壤，足球发展起来，当地也复兴了。”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社区坚决反对球队入驻，生怕工业废墟上的球场会带来污染或治安问题。在重重阻力之下，球队连主场都申请不下来，2027年的赛季已经赶不上，基本宣告“黄了”。

“如果我就是想通过足球来讲当地，那确实就是当地的问题。像美国东北很多锈带，它想要发展，但各种阻挠，土地没法用，最后永远定不下来。”刘骁骞感叹。

反倒是处于最边缘、最贫困的布朗斯维尔，罗兰多的球队虽然艰难，却一步步在往前走。罗兰多拒绝了网红式的流量变现，他不需要外界的猎奇目光，只希望足球能让本地人留下来。他不想讲述球队办德比有多困难，因为他渴望的是实质性的产业与复兴，而非注意力经济。

发掘这个边境小镇的故事需要许多积累、巧合与执着。刘骁骞先后跑了好几个地点，最终在一栋写着“全科诊所”的建筑物后面不起眼的铁皮屋顶平房的墙上发现了“布朗斯维尔足球俱乐部”的标识和俱乐部的联系电话。置身楼前等候看诊的病患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总是先臆想出一个理想的故事和完美的人，抓着虚无缥缈的线索，贸然前往陌生之地。

刘骁骞（图：受访者提供）

刘骁骞精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从高中时家里贴满化学试剂标签学西语，到后来在拉美驻扎近十年，语言让他能轻易越过边境的墙，走进拉美裔移民；在美国工作时，他带着美国摄影师去敲门采访，摄影师总是躲在车里不敢出来，觉得在这个持枪合法的国家敲陌生人的门太疯狂。后来，刘骁骞决定自己开车，独自外出采访。“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自己决定走哪条路，突然看见一个什么就停下来。”这种极其个人化、随机性极强的采访方式，让他捕获了那些坐在新闻编辑室里无法看到的盲区。

“假设我去了布朗斯维尔，没联系上罗兰多，或者没碰见星舰发射，这整个故事就完全消散了，完全不会存在。”他想起十年前跟随国内考古队去洪都拉斯拍摄挖掘玛雅墓的专题片时，同行的考古学家说的一句话：“你要想得到才挖得到。”刘骁骞深以为然，世间的故事本就存在，但只有先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个轮廓，并在正确的时间站在正确的地点，那扇门才会为你打开。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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