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老闫侃时事！5月31日欧冠决赛后，法国街头再次上演熟悉的 “剧本”：狂欢变暴乱，打砸抢烧。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开心时刻也要破坏秩序？政府为何又总显得 “稳坐钓鱼台”？这背后，是一套非常 “合理” 的逻辑。

从社会主义视角看，这其实是欧洲精英阶层对马克思主义一场跨越百年的 “围剿” 与 “改造”。

从阶级革命到身份政治

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让精英阶层感到了真切的恐惧。工农阶级的斗争带来了十月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但资本家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展现出惊人的 “阶级共识”。

他们一方面通过殖民解放、劳工权益法案、工业革命提升生产力，间接改善工人生活。

另一方面，通过强大的文化渗透 —— 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甚至将切・格瓦拉印在商品上 —— 不断向世界输出 “自由民主” 的价值观。

一个疑问在人们心中滋生：社会主义真的对吗？我们好像没有被严重剥削？是资本家给了我们工作，还是我们养活了资本家？

1991 年苏联解体，似乎给出了答案。《历史的终结》一书风靡全球，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至暗时刻。从那时起，东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分叉。

法兰克福学派的 “转向”

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是 “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发达的工业社会通过提供丰富的物质消费，成功将无产阶级 “整合” 进了现有体系。

工人和老板看同样的电视，开同品牌的车。阶级对立感在生活方式 “平等化” 中消解，革命主体在物质享受中丧失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

学派认为，工人阶级已被资本主义从内部 “招安”，革命意愿不复存在。于是，他们必须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 “代偿主体”。

这个新主体被称为 “局外人”—— 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宗教少数派等社会边缘人。斗争的核心，从以经济地位划分的 “阶级斗争”，异化成了以文化和身份划分的 “身份政治斗争”。

革命对象也从具体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抽象的 “主流文化”。

“无害化” 的街头狂欢

白左运动成功拉拢了大量边缘群体，给予他们尊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恰好契合了西方社会从追求物质满足，向寻求精神满足的转变。

任何人，无论阶级，都可以通过为少数群体发声，获得巨大的道德满足感。 人民获得了抽象的尊严，资本家保住了地位，政府则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平稳。

那些街头的打砸抢烧，看似激烈，但他们的诉求真的指向体系最深层的剥削者吗？需要以生命来捍卫吗？显然没有。

这种 “闹事” 伤害不了统治根基，反而成了一种被默许的 “减压阀” 和日常狂欢。闹一闹，发泄完，周一还得上班。

甚至，这种活动能被收编进选举政治，为政党提供选票和合法性。上流阶层人士偶尔也能 “与民同乐”，体验一把 “到人民中去” 的欧式风情。

从极左到极右的撕裂循环

然而，这种无限细分身份的政治并非万能灵药。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指出，一项好的原则（如人人平等）被无限激进化后，就会走向反面。

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被聚焦在 LGBT、种族等议题上时，就在虚空中制造了大量对立与分裂。 话题变得极度敏感，成为社会决斗场。

这背后有深刻的神经科学原理：我们反复思考一件事，无论立场如何，都会强化大脑中对应的神经元连接，让人变得越来越偏执、极端。

很多温文尔雅的普通人，一旦卷入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短期内就可能变为言辞激烈的 “斗士”。

这种高效 “制造信徒” 的工具，很快被所有政客掌握。起初，白左工具效果好、副作用小，既能彰显 “政治正确”，又不伤及根本。

但当所有人都使用时，社会就走向剧烈不稳定。无数极端对立的群体严重冲击现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移民问题。当欧洲老百姓发现 “道德满足感” 的账单如此昂贵时，愤怒产生了。

极左催生了极右。曾经在身份政治红利期崛起的极左政党（如西班牙 “我们能”、法国 “不屈法国”），在短短十年后，就被极右翼风潮取代。

西班牙 “呼声党”、意大利 “兄弟党”、法国 “国民联盟” 等极右势力快速崛起。政客为了选票，将选民变成疯子，让社会在极左与极右间疯狂摆荡。

极左把国家变成一锅粥，降低效率；极右则直接带来分裂和战争风险，如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的分离主义在极右环境下再次高涨。

我们的理性之路

当初为选票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客，亲手将欧洲推入今天的极右陷阱。物极必反，左得极端，右的阴影必然汹涌归来。

这恰恰是我们的镜鉴。西方在极端化的漩涡中撕裂、摆荡，消耗着社会的元气与未来。我们最大的优势，或许就是保持理性。 不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不让议题被人为制造并无限激化。

这关乎我们能否在百年变局中走稳自己的路，关乎每个人能否过上踏实的好日子。面对外部的喧嚣与极端，我们更需要定力。

不必等候别人的炬火。保持清醒，做好自己的事，每一分理性的光，都能照亮前路。 与极端化战斗，从保持我们自身的理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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