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
这几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吸引着世界球迷的目光。自1930年诞生以来，世界杯早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狂热盛事。它是地球上收视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来自各大洲的球队为夺取金杯奋力角逐，每一场对决都吸引无数目光。
然而，世界杯从不是单纯的绿茵竞技，更是各国自我塑造、谋求影响力的舞台，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定义着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坐标。人们在观看比赛时欢呼、失落、狂喜或遗憾，而国家则借助这项全球性的盛会不断讲述关于自身的故事。世界杯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承载的从来不只是体育，而是一个时代对于荣耀、身份和世界位置的想象。
1954年7月4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中，刚刚建国不久的联邦德国队以3比2逆转击败当时不可一世的匈牙利队。这场胜利后来被称为“伯尔尼奇迹”。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座冠军奖杯。二战结束不到十年，经历战败、分裂和废墟的德国仍背负着沉重阴影，而这场意外的胜利，则让这个国家重新找回了自信，也让国际社会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个曾经的战败国。历史学家甚至将其视为西德“经济奇迹”之前的一次精神重建。
“伯尔尼奇迹”如何深远影响两个参赛国的命运和未来？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
《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
作者: [英] 乔纳森·威尔逊
译者: 董风云
版本: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6年5月
世界杯胜利的隐喻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1994年的中篇小说《我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星期天》（Der Sonntag，an dem ich Weltmeister wurde）中，那个焦虑的11岁叙述者害怕他的父亲、害怕上帝，也害怕几乎所有其他事物。他患有牛皮癣，时常流鼻血，口吃则让他愈加羞怯。1954年7月4日星期天的早晨，他坐在由牧师，也就是他的父亲主持的教堂礼拜中，忍受着焦灼期待的折磨，等待能打开收音机收听世界杯决赛解说的时刻到来，心中不断追问：“匈牙利人能被阻止吗？”
当西德队从0∶2落后的局面逆转时，叙述者陷入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喜。他的口吃消失了，当父亲问他比分时，他能够流利地回答，尽管“二比二”（zwei zu zwei）中重复的“z”音是他平时难以发出来的。
这个隐喻略显直白，且带有刻意为之的味道：西德如同一个体弱多病、充满自我怀疑、饱受负罪感折磨、不敢表达自我的人，在一场完全意想不到的世界杯胜利中找到了自尊，得以重新与世界接轨。“我们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价值，我们回来了，不再是失败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写道。或者正如人们普遍表达的那样：“我们再次成为人物了！（Wir sind wieder wer！）”但随后叙述者走出家门，意识到“这场世界杯过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伯尔尼的奇迹》剧照。
将世界杯胜利作为隐喻本已成为陈词滥调，还有什么比这场赛事更能体现西德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呢？还有什么比逆转战胜匈牙利队更能概括国家的重生呢？例如，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79年执导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Die Ehe der Maria Braun）中，女主角玛丽娅在继续爱着并坚持忠于入狱丈夫的同时，与一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富有的工厂主有染，变得越来越有钱，却也越来越冷漠。背景中经常出现收音机的声音：先是寻找失踪德国士兵的呼吁，然后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的重整军备谈判的新闻，最后在高潮场景中——玛丽娅将来的经济条件得到保障——传来了赫伯特·齐默尔曼在决赛时的著名解说。这体现了西德从战争期间彻底迷失，到缓慢、笨拙地提出自我主张，再到作为一个国家光荣崛起的过程。但当终场哨声响起，确认西德队获胜时，玛丽娅的中产阶级住宅发生爆炸，她和刚获释的丈夫双双身亡。这暗示，这种复苏的代价，或至少这种形式的复苏的代价太高，导致了疏离感，最终导致毁灭。
“伯尔尼奇迹”（Das Wunder von Bern）已成为战后德国历史中家喻户晓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重要的一步，而在于这一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事后看来，人们无疑赋予了它更多细微的内涵，但即便在当时，人们对这一胜利也心存不安，《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似乎担心好战的民族主义随时可能爆发，因此敦促人们保持克制。
“好吧，现在为球员们欢呼吧，”报纸告诫道，“但我们该清醒过来了：比赛已经结束，这只是一场比赛。”
赛前，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西德队来说，能出现在瑞士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叫我狂人，叫我疯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岁月里，德国的足球比赛依然持续进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塞普·赫贝格尔继续做着笔记，他擅长争取让球员从部队中获准参加比赛。直到1943年2月，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隆美尔（Rommel）在北非的撤退，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德国才最终放弃了国际体育赛事。
战争结束时，最初的计划是解散所有俱乐部，将这一安排作为更普遍的去纳粹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大规模饥荒的威胁意味着需要迅速建立领导结构，完整的去纳粹化进程从未完成。早在1945年11月，美国占领区就开始了联赛，该地区的政策是最自由的，尽管俱乐部在大部分时间里前往乡村，通过表演赛换取食物。直到1947年9月，类似全国性的足球赛事才得以恢复，但这也仅限于西德。
这是一个开始，但重新加入全球足球大家庭则是另一回事。瑞士人呼吁体育的使命是团结，于是组织了德国球队参与的“城市友谊赛”，为其提供一些国际比赛机会，并积极游说国际足联。但直到1950年9月，西德加入国际足联的申请才被接受。
在西德，公众首次大规模关注世界杯。《明镜》周刊报道称，决赛前几天电视机销量激增：年初西德仅有11655台私人电视机，到年底已增至84278台。然而，这个新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不能有丝毫凯旋主义。知识分子仍不屑于谈论足球，甚至赫伯特·齐默尔曼在解说开场时也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天。但我们不应如此自负，认为它必然会有圆满的结局。”
或许这只是现实主义。毕竟，匈牙利队已四年未尝一败，连续32场比赛保持不败。
7月4日清晨，天空阴雨连绵，且雨势不断加大。这对匈牙利队来说是个隐患——场地条件越好，他们擅长的传球风格和复杂配合就越容易奏效，但到开球时，雨已经下了三十六小时。然而对西德球员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弗里茨·瓦尔特自战争期间感染疟疾后，在炎热天气中一直状态不佳，但下雨时他总能焕发生机。甚至在世界杯前，德国就有“弗里茨·瓦尔特天气”（Fritz-Walter-Wetter）的说法。此后，这更成为国家神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伯尔尼的奇迹》剧照。
如果说齐默尔曼的话语带有宿命感，那么不久后这种感觉似乎就得到了印证。普斯卡什抓住科奇什射门被挡后的反弹球，为匈牙利队取得领先；随后，图雷克（Turek）在科尔迈尔回传时出现失误，让齐博尔在第8分钟将比分扩大为2∶0。瓦尔特回想起1942年5月在布达佩斯的那场比赛，当时德国队也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逆转击败匈牙利队。那一次，他们几乎立即缩小了分差，而这一次，他们竟然再次做到了。
马克斯·莫洛克是纽伦堡一名工厂工头的儿子，身高仅1.7米，却有极强的斗志。小时候，为了锻炼自己适应足球生涯，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结果患上了肺炎。弗里茨·瓦尔特称他为“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斗士”。在0∶2落后的情况下，他并未气馁。西德队重新开球时，他喊道：“现在让我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2分钟内，拉恩从右路低平球传中，球经博日克偏转后，莫洛克迅速调整脚步，伸出右腿，用脚尖将球送过格罗希奇的十指关。
赫贝格尔常说，成功是技巧、团结和运气的结合。这三点在伯尔尼的赛场上尽数体现。面对落后两球的局面，尤其是两周前曾3∶8惨败给同一对手，西德队本可能崩溃，但凭借集体意志坚持了下来。莫洛克进球后的几分钟里，西德队掌控了比赛，展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水准。科尔迈尔用脚后跟解围，瓦尔特则以一记并不实用的华丽挑球推进攻势。当然，胜利赋予了这些瞬间特殊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西德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并不惧怕匈牙利队。当格罗希奇出现失误，未能接到角球时，拉恩在后点轻松推射扳平比分。此时，比赛仅进行了18分钟。
《伯尔尼的奇迹》剧照。
随后，好运气降临。匈牙利队发起反扑，图雷克做出一连串精彩扑救，希代古提和科奇什的打门均击中横梁，科尔迈尔两次在门线上将球解围。在比赛还剩6分钟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拉恩接住隆托什·米哈伊（Mihály Lantos）的解围球，切入左侧，左脚劲射打入远角。“拉恩射门，”齐默尔曼嘶吼道，“进球！进球！进球！进球！”随后是持续8秒的狂喜的寂静。“德国队进球了！德国队3∶2领先！叫我狂人，叫我疯子！”这些话语成为德国人最熟悉的解说词，如同为这个新的联邦共和国举行了神圣的仪式。最初的喜悦过后，如何定义这一胜利，变得远比想象中的更复杂。
但还有一个关键瞬间需要应对。比赛还剩4分钟时，托特·米哈伊（Mihály Tóth）传球给普斯卡什，普斯卡什带球转身，利布里希来不及回防，卡尔·马伊（Karl Mai）飞速赶来却为时已晚。普斯卡什左脚劲射，球势大力沉，图雷克扑救不及，趴在泥泞中，满心绝望。马伊跟着球冲进网内，双手高举，利布里希则指着普斯卡什，这并非真正的申诉，而是绝望地询问是否越位。
片刻之后，默文·格里菲思举起了旗帜。进球无效——事实证明，匈牙利人并非不可阻挡，尽管图雷克、波西帕尔和利布里希最终还是需要这位来自纽波特的严谨教师的帮助。普斯卡什怒不可遏。“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我真想杀了他。因为这样的判罚输掉世界杯，太不合理了。”视频证据并不明确，但耐人寻味的是，早在旗帜举起之前，齐默尔曼就已向观众保证这个进球会被吹罚。
匈牙利最沉重的打击
匈牙利队为何会输？四年不败，为何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中失利？是雨水和泥泞让匈牙利队的传球风格失效，而西德队因阿迪达斯提供的旋入式鞋钉更适应场地？是对阵巴西队和乌拉圭队的比赛中累积的疲劳所致？是赛前一晚铜管乐队的排练打扰了匈牙利队的睡眠？是警方失误导致匈牙利队大巴在前往体育场途中停靠过远，球员被迫挤过人群？普斯卡什脚踝受伤后是否完全康复？至少，他的入选意味着阵容调整：勤奋的托特·米哈伊被安排在左翼，以弥补普斯卡什机动性的不足，而齐博尔则从左翼换到右翼，取代了在对阵乌拉圭队时表现出色的布代·拉斯洛。是霍斯特·埃克尔的严密人盯人战术削弱了希代古提的作用？还是仅仅运气使然——在32场比赛不败后，好运终于不再眷顾匈牙利队？
但这绝不可能仅因为运气。人们总需要一个解释。决赛两个月后，拉恩、瓦尔特兄弟、莫洛克和马伊出现黄疸体征，这在匈牙利被当作西德球员服用兴奋剂的证据。拉恩猜测，用于注射葡萄糖和维生素的注射器可能受到了污染，不过埃森队（Essen）门将弗里茨·赫肯拉特（Fritz Herkenrath）也出现了类似症状，因此他和俱乐部队友拉恩可能是在南美巡回赛中感染了疾病。2013年，洪堡大学和明斯特大学联合发表的一项研究提供了间接证据，表明球员可能被注射了柏飞丁（pervitin），即二战期间德国军队使用的一种甲基苯丙胺。
普斯卡什将失利归咎于自满。“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他说，“我们以为已经赢了比赛，然后轻易丢了两个球。”还有些说法超出了比赛本身的范畴：至少有两名球员，甚至可能多达六名球员，违反宵禁，与被获准前往伯尔尼观看决赛的妻子和女友会面。
《伯尔尼的奇迹》剧照。
还有人质疑，MTK队边锋尚多尔·卡罗伊（Karóly Sándor）为何要去瑞士？他是一名天赋异禀的球员，本有人主张将他选入阵容，但据称谢拜什认为他过于放纵——谢拜什曾告诉尚多尔，如果他的妻子想成为一名更好的共产主义者，她就应该少化妆。但如果尚多尔不在正式阵容中，为何要带他前往？真的只是因为普斯卡什喜欢和他打牌吗？如果是这样，这又反映了怎样的优先级？
1953年11月，匈牙利球员在温布利获胜后返回布达佩斯时，在凯莱蒂车站（Keleti Station）受到了热情民众的欢迎。而这一次，当愤怒的人们涌上街头时，他们不得不改道前往北部矿业城镇塔塔镇（Tata）。“匈牙利的反应太可怕了，”格罗希奇说，“比赛结束后的几个小时里，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随着“球队为了一批奔驰汽车而故意输掉比赛”的谣言传开，一些球员的公寓遭到袭击。还有明显荒谬的说法称，托特·米哈伊入选决赛阵容只是因为他是谢拜什的女婿，而当时谢拜什唯一的女儿只有10岁。
这次骚动虽然缺乏组织且很快被平息，但它很清楚地表明，只要人群足够庞大，就无法被很好地控制。格罗希奇说：“他们以足球为借口，公开抗议当局……这些示威活动……孕育着1956年运动的种子。”
西德队在决赛后进行的12场比赛中输了9场，而匈牙利队则又保持了18场不败。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匈牙利队在51场比赛中仅输的一场，就是这场世界杯决赛。但在伯尔尼，某些根本性的东西被打破了。球队的精神再也未能恢复，公众对他们的看法也一落千丈。普斯卡什在洪韦德队的客场比赛中遭到嘘声，谢拜什的儿子在学校被殴打，而接受过神职训练、向来与众不同的格罗希奇则被逮捕，被控“行为违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道德”。他被软禁，每周被秘密警察（ÁVH）带走审问一次。
1956年10月，反对政府的抗议（“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格罗希奇允许示威者将他的家当作武器库。当苏联介入之后，普斯卡什、科奇什、齐博尔以及整个U21梯队出走。失去如此多顶尖球员，对任何国家的足坛来说都是沉重打击，但对匈牙利而言是毁灭性的，因为孕育了“黄金之队”的两大足球文化源泉——MTK队和费伦茨瓦罗斯队，早已被破坏得无法修复。当一代球员离去，人们发现再也没有可替代的人才。本可能成为巅峰之作的伯尔尼对决，最终成为匈牙利足球黄金时代注定落幕的最后一次震颤。
德国人能庆祝什么？
没有哪届世界杯的胜利，让获胜者如此矛盾。二战结束还不到十年，暂且不论面对东德的复杂情绪，对于1949年才成立的西德来说，任何公开的民族主义表达都必须被极力避免。当然，这也正是世界杯意义非凡的原因：足球场是唯一让人觉得可以坦然庆祝“身为德国人”的场合。问题在于，如何庆祝，以及庆祝到何种程度。
决赛后奏响国歌时，现场的德国人无视官方建议——仅唱第三段“统一、正义和自由……”，而高唱自1922年起就广泛使用的具有民族主义风格的第一段“德意志高于一切……”。瑞士和东德电台对此感到震惊，立即中断了转播。
但这或许只是狂喜的球迷的本能反应，他们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国歌已经更改。喜悦是真实的。当球队回国时，数十万人沿着铁路线欢庆，并不时涌上铁轨。或许更能说明西德在和解道路上举步维艰的，是许多人对公开庆祝的不适感。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点燃火焰，这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1936年奥运会。随后，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为球队举行的官方招待会上，足协主席佩科·鲍温斯或许在酒精和沙文主义氛围中忘乎所以，发表了一篇极度麻木不仁的演讲。在赞扬球员的勇气和精神后，他援引了沃坦（Wotan）——这个日耳曼至高神祇的精神支撑着纳粹更为神秘的一面，随后谈到了所谓“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的重要性，这一术语特指希特勒建立的基于个人独裁的极权国家。巴伐利亚电台中断了对该活动的报道，并“恰好”遗失了录音带。
鲍温斯是那个时代复杂性的典型代表。他不仅从未加入纳粹党，他那在1940年自杀的妻子还是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是战后领导德国足协的完美人选。但1927年后，他一直担任科隆体育俱乐部（Kölner Sports Club）主席，该俱乐部曾大力鼓动民族主义（且往往带有反犹色彩）演说家，这些演说家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顽固地称德国军队在一战中是被内部敌人击败的，并呼吁德国的所谓“重生”。1933年，他申请加入纳粹党，却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拒绝。他的妻子自杀的原因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的儿子将其归咎于父亲习惯性的拈花惹草，暗示父亲可能为她购买了安眠药并怂恿她服用，甚至可能亲自将药混入她的酒中。没有人是完全无辜的，但鲍温斯的缺陷比大多数人更严重。
《伯尔尼的奇迹》剧照。
那么，德国人能庆祝什么？赫贝格尔在赛事期间多次强调“战友情谊”（Kameradschaft）的重要性；《西德意志汇报》（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等报纸纷纷称赞“一支由11名战友组成的球队，义无反顾地战斗”；决赛两天后，巴伐利亚州州长汉斯·埃哈德（Hans Ehard）将足球描述为“一项战友情谊和相互理解往往比精湛控球技巧更重要的运动”。或许，战友情谊是战争中少数被人们饱含深情地铭记且未被纳粹不可挽回地玷污的一个方面。
当赫贝格尔的球队访问波恩时，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明确将在伯尔尼取得的胜利定义为战友情谊的胜利：“在能带来强烈集体体验的国家事件和象征方面，我们不如其他国家丰富，因此，我们更加感激每一个能赋予我们真正共同体意识的事件。”
除了即时的喜悦，当时人们普遍的感受或许是凭借纪律、勤奋和团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胜利缓解了阿登纳总理的压力，为“经济奇迹”赢得了时间——1954年7月，“经济奇迹”尚未稳固，尽管当年工业产出增长了11%，出口增长了20%。赫贝格尔和阿登纳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睿智的老者，和蔼的外表下隐藏着冷酷，并且都喜欢说一些深奥的格言，这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直到很久以后，德国统一来临，这场胜利才开始被广泛描述为“一个奇迹”，仿佛这个经历巨大变革的成熟民主国家，需要一个奠基神话。
2004年，在这场决赛五十周年之际，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将在伯尔尼取得的胜利称为与魏玛和柏林墙并列的国家纪念碑，至此其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原文作者/乔纳森·威尔逊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